布拉格的冬天总是带着一种入骨的灰败。天空像是一块被反复洗涤至褪色的旧抹布，沉沉地压在伏尔塔瓦河的上方。
电话亭伫立在街角，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透明棺材。玻璃上布满了划痕、污渍和毫无意义的涂鸦，它们交织在一起，模糊了外面的世界。莫妮卡站在里面，手里紧紧攥着那黑色的听筒，就像溺水者抓着最后一根稻草。
她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那双带着廉价毛线手套的手在微微颤抖。不仅仅是因为冷——尽管寒气正顺着她那件深蓝色的长呢大衣缝隙往里钻——更多的是因为恐惧。那种恐惧像寄生虫一样，早已啃噬了她的骨髓。
硬币滑入投币口的清脆声响，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“你好，这里是求助热线。我是米哈尔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”
听筒那头传来的声音是一个男声，平稳、职业化，带着一种办公室暖气烘烤出来的慵懒与干燥。这种声音属于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正常、有序、温暖的世界。
莫妮卡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像塞了一团带刺的铁丝网。她该从何说起？说她十八岁了还要像个婴儿一样被检查身体？说她刚才经历的那场噩梦？
“你好……”她的声音细若游丝，带着从肺叶深处挤出的颤抖，“我……我有一个问题。”
米哈尔的声音依旧平稳，也许他在喝咖啡，也许他在看窗外的雪，“既然你打来了，我们就试着解决它。是什么样的问题？”
“关于……关于我母亲。”
莫妮卡闭上了眼睛。在这两个字吐出的瞬间，那个身影仿佛就凭空出现在了充满尿骚味和冷空气的电话亭角落里。母亲，这个词在她的字典里，不代表温暖或庇护，它代表着绝对的秩序、无孔不入的目光，以及那根挂在玄关处的藤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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